“校园一卡通”须缓行

以清华、北大使用的就餐卡为例，学生年均丢失卡率在30％左右。“校园一卡通”目前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是银行。

1999年暑假开始，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教育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教育产业”商业前景的刺激下，“银校”合作、“校园一卡通”等概念也在报刊、电视上炒得越来越热。所谓“校园一卡通”，一般是指商业银行以联合开发的名义在特定校园内发行的“校园卡”或确切地讲就是银行借记卡。其目的是试图实现校园消费、学生管理等事务的“一卡通”。换句话讲，就是将与学生相关的各种消费和管理功能，不管是属于原来教学的功能，还是后勤的功能，甚至是社会上的功能，都采用同一张卡加以解决。

今年11月3日，国务院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研讨会，李岚清副总理和陈至立部长与会并做了重要讲话，提出在三年内完成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与之密切相关的“校园一卡通”的可行性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以便为学校提供另一方面的参考意见。

第一、“校园一卡通”的建设费用间接转嫁到广大学生身上，没有切实保护学生的利益

目前，在一些“银校”合作的模式中，商业银行介入了“校园一卡通”，使校园卡同时具备了银行借记卡的功能。注意，这里之所以讲只是借记卡而非信用卡，是因为该卡还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信用卡功能，如不允许透支等原因。

与“校园一卡通”相关的计算机设备连同终端POS机是以商业银行免费提供的形式安装在校园的，但是卡的费用却非常高。北京某大学1999年暑假之后上的“校园卡”每张向学生收费50元，将“校园卡”的建设费用间接转嫁到广大学生身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可以预见的高损坏率和高丢失率的情况下，给普通学生造成额外的不合理负担。

以清华、北大目前使用的就餐卡为例，学生年均丢失卡率在30％左右。若是50元的卡，仅此一项广大学生就要每年多支出几十万元。可见这种模式没有切实保护广大学生的利益。另外，目前高校之中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生，根据南开大学的统计分析，1999年10月到学生食堂就餐超过85顿的学生之中，还有几十人当月消费不足90元，最低的为67元。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一张昂贵的“校园卡”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高频次使用的卡与低频次使用的卡混为一谈，在技术路线上很难做到最优化

大家知道，学生使用最频繁的卡就是就餐卡，平均每餐要用1～3次，一天要用5次以上，一年超过千次。而借书证平均一年才用5次左右（阅览证使用较多一些），医疗证平均一年使用不到2次，学籍注册和选课更是每学期一次。所以，它们之间的使用频次和使用的环境都相差悬殊，在技术上合为一张卡虽然可以做到，但却不合理，非最优化设计，这正如IC卡一般不适合食堂的道理一样。另外，卡的丢失率一般与使用频次成正比。高频次使用的卡，如就餐卡，一般丢失率惊人，却要求即刻办理补卡／换卡手续，若是“校园一卡通”就难以达到这种基本要求，而且学生需要补办的其他手续也将会很多。

第三、“校园一卡通”势必造成发卡主体的虚化，不利于管理的切实到位

上面提到高频次和低频次使用的概念，其实校园卡在校园内的使用往往针对不同的管理部门。如果后勤社会化之后，还会针对不同的法人单位。设想若将医疗卡、学籍卡、就餐卡合为一卡，食堂就不能成为发卡的主体，那么学生丢卡之后，就不能马上换卡吃饭，而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势必造成服务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即使成立“校园一卡通”办公室，把各种权力集为一身，特别是牢牢控制住财权，也无法使管理切实到位，更不利于高校管理的科学化，也与目前高校社会化改革的思路相违背。

第四、“教育产业”绝不能以赢利或变相赢利为首要目的

既然有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那么目前“校园一卡通”的受益方是谁呢？实事求是地讲，最终受益的还是银行。银行可以借助“校园一卡通”全面介入校园内的市场，形成一段时间内的垄断经营，可以规避风险，减轻竞争压力。

但是银行在任何情况下的主业都不是卡的具体应用产业，所以对于“校园一卡通”的认识还很浅，目前多以设备集成商的角色出现，没有认真研究各种应用的独到之处，也没有推出一套实用可靠的方案。

高校说到底是培养人的地方，高校后勤多年来提出的“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就是将社会效益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一点是一切进入“教育产业”的后来者必须认识到的。

“校园一卡通”并不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学校通行的校园信息管理和消费服务方式。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没有报道一家著名的高校使用所谓“校园一卡通”的，更谈不上是“通行的了。在美国，大学生使用信用卡是平常事，但在同一张卡上却并不集成学校的其他管理功能。美国的大学生一般都有一个ID号，也就是个人身份的证明，但是它不涉及学生的消费，更不与任何金融机构发生直接联系。